我在二十多年前是湘西农村的小鸭客。黑油油赤条条的四岁小肉身每天起得比太阳早，睡得比鸭子晚。

我最恨也最怕的人是村里一个名叫“富婆”的富农分子的丈夫—穷福佬。他见了任何人的鹅鸭下田吃稻谷都狂敲铜锣，狂喊狂叫，然后，生产队长就按穷福佬的记录罚工分。

因为怕他，我每天扛一根比我身子长五六倍不止的竹竿指挥鸭阵，鸭子队伍偏离正确路线，我就长鞭必及了。一次，鸭子正欲偷吃，我正路遇“保安”，一气一急一失控，竹竿敲昏一鸭子。心下不忍，脱下斗笠罩住昏鸭，砰砰砰几拍，鸭子“还阳”了。

富婆解放前是富农女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穷福佬除了敲锣严肃，其他方面是吊儿郎当二百五，两人配在一起，过得日子清苦。大年三十，别人家杀鸡杀鸭，他们家则“杀”了许多红萝卜白萝卜。两人对坐，白水当酒，萝卜当肉。一个说，来，这块肥肉你吃。一个说，我不吃又白又肥的，吃块红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