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祟道，确认老子为始祖，实在有“拉祖配”之嫌，但他不仅是为了抬高唐王室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要以“清静无为”作为治国的理想，以“少私寡欲”治身，用“以静制动”安民，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太宗认为，国君以清静修养身心，就不会骚扰百姓，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国君以俭朴涵养德行，就不会烦扰百姓，百姓就会富足;国君少私寡欲，官吏就会公平廉洁，民风就淳厚朴实。

反之，国君如果不修炼品德，“抑情损欲”，只顾追求珠玉珍玩，只顾癖爱声色犬马，只顾迷恋游幸田猎，只顾兴建宫殿楼台，就势必道德沦丧，迷失本性，就势必摇役繁重，赋敛无度。丧德迷性，就会坠入欲念的深渊，溺毙自己;摇役繁重，就会民力枯竭，使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赋敛无度，就会民生凋敝，社会必将陷入混乱的局面。如此，饥寒交迫的百姓就会挺而走险，揭竿而起，亡国的祸患就会随之到来。另外，唐太宗目睹隋炀帝不知修省，不知矜谨，欲望无穷，骄逸无度，不知静抚天下，与民修养生息的重要。隋扬帝“驱使天下的人来顺从自己的奢欲，耗尽天下的财物来满足自己的享受，选天下美女，求异域珍宝，装饰宫苑无比华丽，构建楼台十分峻伟，征发摇役没有时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所以导致国家的灭亡。鉴于此，唐太宗说:“使人民和国家安宁，只在于君王。君王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国君欲望多，百姓就受苦口’附无为而治，德之上也。代《贞观政要·君道》)此话信然。魏征力劝唐太宗实行帝道、王道，这个“道”，即具有浓厚道家色彩的“无为”政治。

他还向唐太宗提出:“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贞观政要.君道》)唐太宗采纳魏征建议，制欲、守静、戒奢、尚俭，用老子五千言大道治国理民，终于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