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从文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气质出发，他认为《边城》就是一部表现“美”的小说，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小说人物的心灵美。“这里的一切是和谐，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空气里。”正是由于小说立足于表现美，所以小说不去触及生活的丑。“沈从文先生在画画，不在雕刻;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作者的这种内在心理和气质，也就决定了小说的写法。《边城》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作者是把小说当作诗来写;作者在这作品中讲究的不是对客观生活细节的描绘，而是对一种美的感觉的描绘。从这里可以看出非主流文学批评的这种审美批评和艺术批评的基本特点。这种批评方法常常使非主流批评家与主流批评家在评论同一个批评对象时，表现出他们之间明显的区别，也使非主流批评家在主流批评家的流行观点之外往往有个人的独到发现。如同样是批评徐志摩，茅盾对他基本上是一种思想的和阶级的定性分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世’的诗人。”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徐志摩所代表的这种“布尔乔亚”的文学因其阶级的特性只能产生出“悲观颓唐”的作品，已经发展到末路。它“除了光滑的外形和神秘飘渺的内容而外，不能再开出新的花来了。”而叶公超在徐志摩的诗中发现的却是一种“超逸的风趣”和浪漫的个人气质。他说:徐志摩“最不能忍受的是平凡，是没有声色的存在，所以他想象雪莱的死，在波涛浪花之中.也别有一种超逸的风趣。志摩不病死，而是从烟雾迷蒙里坠落.惨死于冲击之下，毁焰之中，我们当然何等哀恸，但是我却觉得他生平的精神又多么谐和。我不能想象志摩，那生气勃勃的志摩，平淡地病死在床上……”口习他认为徐志摩的诗文恰如他的人，正是这样一种风格与气质的表现。

叶公超也正是使用这样一种方法，在众多关于鲁迅的流行批评观点之外，独具慧眼地提出“非战士的鲁迅”的论点。他从自己对鲁迅作品的阅读感受出发，认为鲁迅从气质上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鲁迅文章的喜笑怒骂以及他的讽刺，是他的浪漫气质被现实“压迫”的结某。对鲁迅杂文，他表现了同瞿秋白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鲁迅杂文的价值不是在于它们对社会的批判性而是在于个人抒情性，在于它们是鲁迅“个人心境的真挚的表现”。“在这些杂感中，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他认为鲁迅作品中写的最好的，不是那些冷峻地揭露社会的作品，而是那些包含了个人淡淡哀愁与感伤情调的作品。叶公超对鲁迅的这些评价，曾经被人认为是新月派对鲁迅的有意“贬低”.其实这既是对叶公超的误解，也是对鲁迅的误解。鲁迅和他的作品本来就是复杂的历史现象。

叶公超眼中的鲁迅是一个文学家的鲁迅，他的作品是作为艺术存在的作品;叶公超不过是从文学作为艺术的角度，发现了他自己所理解的鲁迅。应该说，这正是叶公超作为当时的非主流批评家的独特之处。